空层、分裂、透明性——王小松绘画艺术的解构哲理
岛 子
岛 子
自2007年以来，旅德归国的艺术家王小松持续创作了一系列大尺度的油画作品，无论从其早期的“克利式拙稚”或1990年代抽象表象风格，还是从当代的主流艺术形态来比照分析，都会产生一种分裂感。当然，这里的分裂感，主要来自对统一性、绘画语言自足性以及现代主义恪守的“本体纯粹性”而言。这些作品的基本形式是在ABS板之上制作一个空心的夹层，在夹层之上的画面上反复描绘、刻画乃至模塑，直到一件件作品充满密集的人和无语义的汉字，厚重的肌理画面透出斑斓的洞孔。这个系列作品既显现出着高度的单色“满画”技巧，又有着不动声色的哲学解构意味。直观来看，“空层”的符号有两类，一类是无语义的汉字，另一类是密集的人体。但两类符号都不是现成符号挪用，可以说是从汉字生成的意象，作者把前一类称之为“乱码”，而后一类尽管处于具象和抽象之间，但还是可以看到“象形”文字的影子。这里泛指的“象形文字”，即是形象，也是现象。它被调色刀处理成如同浮雕、透雕，如同微缩的城市景观不间断地延展，以分裂的平面性克服了平面性的单调，以重复而变化的笔触消融了立体的幻觉，带来一种会呼吸和颤动的运动感。艺术家的这些作品似乎带有戏拟的书写性，然而更是反文字、反释义的绘画语言实验。释义的期待在此落空，释义却更加复杂化了。因为当代关于释义的热情经常不是出于对作品新意的尊重，而是出于对现象的麻木不仁。因而释义不是像多数人认为的是一种绝对价值、一种位于某种没有时间限制的可能性的领域中的心理状态。在我们的视觉文化中，尤其在所谓“文化民族主义”的言说中，已经存在着意识形态恶性膨胀的危机，大量浪费艺术感悟的才能，大量的释义显得颟顸、过度而令人窒息。我们头脑或语言中的一切，无不事先存在于感觉之中，而感觉并不向内看，视觉语言中每一种符号不是起源于对物质世界之观察，包括我们自己身体和身体体验的观察。视觉语言总是受到外部的、物质的、肉身的暗中纠缠，并且由于其起源和历史而具有彻底的隐喻性。因此释义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永远时兴。抽象艺术复兴的动机可以说是为了逃避意识形态的解释。为了逃避宏大叙事的释义，逃避有用，逃避把艺术当成一种范畴的精神体系安排，艺术变得戏拟然而严肃，多元有趣却歧义丛生。走出抽象语言的自杀，丰富了抽象的感性层次并且使之越来越不可驯服。
文化民族主义的释义是乏味的，它往往直截了当地把一些带有汉字意象的艺术作品当成“中国经验”来解读，其局限性必须予以澄明。“文革”以来渗透了“政治”的中国当代的经验，虽然不乏严肃、锋利的气息，但更多的时候，却在删节、简化艺术家的感受与智慧。以至多半所谓“中国当代艺术”，由于其幼稚的社会情绪、偏执的疯狂、单薄的思想，无法真正被当作“艺术”来对待，倒是作为一种可怜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副产品更恰当。在“冷战”几乎已经像中世纪的故事一样遥远的世界上，这类“历史的转折点”、这种没完没了的“生死关头”，既虚假又空洞。而只要跨出国界一步，就立刻看清了，那完全像“博物馆里的恐龙大战”，经验和形式都无非一场无聊、无奈的游戏。它的无意义在于，它根本不能给人类的思想增添任何新意；而煞有介事的严肃加倍突出了那种荒诞！中国艺术家的痛苦，在于明知游戏的无聊，还不得不玩，只因为它对“中国”仍然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是过剩的冷漠和过剩的快感相互粘合、纠缠的结果，因此需要一种精神的分裂，也需要语言的解构。王小松新近完成的录像短片《零点》是一个实验范例。影像叙事元素是一幅天安门广场的黑白照片，以此展开多层次的演绎，在《空层》中的众多象形文字般的人影活动起来，神采飞扬地走进了屏幕，陆续集合成声势浩大人群，这里没有故事，他们瞬间生成、瞬间幻灭。风云流散、了无痕迹，全片在三分钟之后变成一片空阔的红色。时间的绝对值分裂了，当黑白空间空无一物地充满血色，人的存在比幽灵更虚无更荒谬，革命叙事的释义再度蹈空。作者以往的抽象才能在影像语言中同样出神入化，他似乎压缩并解构了黑格尔“世界之夜”中那著名的一节：
人类是这个夜晚，是这个空虚的无，他在其简单性中包含了每件事情—许多表象和肖像的一个永恒的财富，但没有一样属于他—或许这是不存在的。这个以幻象的表象存在于此—纯粹自我—的夜晚、自然内部环绕它的夜晚，在这个夜晚，这里击中一颗血腥的头颅—那儿另一个可怕幻影突然在它面前出现，然后就这样消失了。
今天中国社会的纸醉金迷，无非是近一百年历史的一枚畸形倒挂的恶果。正是这个古老、沉重、曾经辉煌而现在正艰难转型的文化——一个堪称史诗性的、几乎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深刻过程。它的独特和精彩，在于没有任何路标（任何现成的理论），完全得凭自己一步步摸索出道路。作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血管里必须充溢涌流这个浓度的血液！没有贫乏的现实，只有贫乏的艺术家，而要拒绝贫乏，只有追求真的深度。用不着去窥探“中国的”当代人心，艺术家自己就有一颗当代人心。对自己的追问，应当能够通向人性彻底、共同的困境。此即透明性所在。
“当代性”要成为艺术价值判断的标准，其前提是形式之新，其目标是真实性之深。艺术的“当代性”必须层层“趟进”地下。向下，走到柏油下、石板下、黄土下。让那儿的泥沙、暗河、岩浆，构成我们呼吸的纵深。它们的沉重赋予当代性份量，更赋予当代性能量。由此可以理解，王小松的“空层”绘画所隐喻的世界，在“乱码”遮蔽的词语之下是一个透明性的世界，透明性是当前艺术中最高级、最有解放意义的价值。透明性意味着体验物自体的光辉，体验“太初有言”的天地，因此为我们留出稀疏的孔洞，让空间递进，使生存感觉在密集的日常词语窒息之下透出光和气。 王小松的《空层》摈弃释义，而通过分裂的空间结构去“呈现”。作者放弃了从甲到乙、由上而下的“逻辑”，却让自己置身于多层次的“风景”中，去呼吸、聆听、感受那个活生生的透明感。直到你闭上嘴，不再企图告诉绘画该怎样，而绘画开始对你说话。直到以分裂的方式解构了“中国经验”，同时又以解构式的哲学思维分裂艺术统一性的“霸道”。
为何《空层》这样抽象性的非释义，反语义的绘画会和解构主义哲学发生关系？或许在此需要一点必要的“释义”。哲学讲的是“大道”：在哲学看来，其他的“道”只是“小道”，即便是从哲学分裂出来的美学或艺术哲学，也一直隶属于哲学门内的“学科”。哲学乃是决定其他“小道”的方向与命运的终极至尊之“道”哲学总是力图将其他各类之道归结于自己的门下，受制于自己——哲学在这一点上看有其独特的“霸气”，更表现为专有的“霸道”。如果说哲学之“道”的精神展开过程就是哲学的内在历史命运的话，那么由哲学之“道”展开的路径，对哲学之“道”的理解、反叛和重新梳理，进而把握哲学之“道”的精神运行轨道，就成为理解不同境遇下的哲学规定的一个重要维度或视域。油画的问题也是如此，一个语焉不详的“油画味”几乎主宰了中国油画一百年，正像“笔墨”成为中国画的幽灵性本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松的《空层》所展开的解构式创作显得有趣，以“分裂”为纹理，其把握问题的视野由于被置放油画之“霸道”的背景下，其运思的角度、展现的视觉效果、表达的语言方式及其特有的结构，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昭示，有了对和油画艺术演进之道的不同取向的路标界别，有了对先锋艺术精神的内在张力的深层解读。
从哲学的“霸道”与精神的“分裂”向度来看，德里达的想法是一个解构“霸道”、鼓励“分裂”的精神代表。德里达的精神“分裂”预示着哲学在精神的层级或结构中的一种“分离”，是对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精神世界的“规则”与“定律”的“敌对”。在这里，精神的“分裂”有着重要的、具有转折点意义的蕴味:这一蕴味并不是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所独具的思想品格，而是映衬着时代的某种精神的症状，表征着这一时代的精神“分裂”与以往哲学精神世界的“齐整”有着本质方面的相互关联，显现着这一“分裂”乃是对原有精神世界的“固有”与“自足”的摧毁。这是因为从柏拉图开始，哲学的精神世界就由单纯的“静观”转变为戒律式的“管制”，眼前的现象流变与这一精神世界的“自足”有了鸿沟式的分野。哲学自创其“道”，自守其“道”，自霸其“道”；哲学的这一精神之“道”乃是绝对的、预成的、既定的、独断的。哲学从产生之初就蕴含着某种狂妄的“自信”，某种神圣的“霸道”。在哲学的统辖下，万事万物都受一个根本原则“道”(理)的规制，这种终极的东西类似于“不变的自然法则”。这样哲学的“道”就成了唯一之“道”、终极之“道”、目的之“道”，精神世界的“齐整”与“强制”就成了哲学的精神型状。在哲学的“道(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先在地规定了，所有的结构都被预先地设计了，所有的历史都被逻辑地构成了。哲学的精神世界成了齐一化、规整化、理念化实现的载体。于是哲学的明理分辨之“道”成了思想领域的精神的“霸道”。有了这样的哲学之“道”，精神之路就完全被封闭了。有了哲学的“霸道”，就有了至少在外观上看是“齐整”的精神，而从精神“分裂”的可能性角度考量的话，精神的“霸道”与精神的“分裂”恰好互为对照。精神的“齐整”意味着“封闭”、“板结”和“固化”，而精神的“分裂”则表明着“流淌”、“松动”和“自由”。如果说原初的哲学按其惯性体现为精神的“霸道”的话，当代的哲学以及美学则日益显出其“分裂”的表象。在这一表象的背后却容纳了精神的“宽松”与“自由”，也意味着时代精神的迁移。事实上，精神“分裂”的直接指向是对旧有的哲学霸道的“摆脱”与“抵御”，这一运思取向是将与人相背离的对象化、齐整性的精神世界重新返归于人的精神自身的过程。精神的“分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精神的“还俗”上帝的精神既然是“精华”，是“神圣”的，就没有“分裂”的可能。一旦上帝的精神已经脱离其自身，返归现实的人的世界，精神就入乡随俗了，精神的“还俗”就在本质上映现人的自由。而与之相对立的是，旧有的哲学精神世界乃是不自由的，是对精神的“专制”和“压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哲学和艺术哲学各种“霸道”的反思，对精神世界齐一化的忧虑，对精神自由的呼吁，构成了一道精神的奇特景观。只有在这样的精神境遇中，方能深切领悟精神的走向，也方能理解海德格尔所言的“无家之惑”的内涵，方能理解丹托反复论证的“艺术终结”的茫然。从德里达的视向看去，上述思想者的思想都可以视为是精神“分裂”综合症的某种显示。在精神的“分裂”的演进中，哲学和艺术哲学的“霸道”开始被“解构”，在“消解”。
德里达思想所呈现的精神“分裂”症状，从现象上看是消除哲学曾建构的“中心”，而从实质上看则是要夺回精神在初始时曾经拥有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又被剥夺的精神“自由”。哲学、艺术哲学的“本体”是精神的“完满”、“充实”与“确证”，这些精神的特征保持了艺术的“自洽”，保护了艺术的“根基”，保证了艺术的精神“纯粹”与“真实”。据此艺术的精神开始变得“至高无上”，变成了超越的绝对，艺术的精神成了“神”的精神。这一精神是最一般的可能性，也是最普遍的现实性。正因为如此，“神”的精神就成为艺术之“道”，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如此，精神就包含了全部能够转变为现实性的所有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哲学以及艺术哲学（或美学）精神就是“霸占”既要“霸占”过去，又要“霸占”未来。这样，最具有“自由”的哲学和艺术精神在原初的根基之始就已经没有了“自由”。其实，哲学、艺术哲学的“霸道”的精神世界本质上是对象化为上帝的人的精神世界。要将人的精神世界重新返归到人本身，就必然会产生精神世界的“分裂”。精神世界的“分裂”或许是人性表达的真实方式，这是因为人所具有的精神与自然的双重性规定，在世俗空间中必然表现为精神的内在“分裂”；这一“分裂”既是对哲学“霸道”的多元反叛，又是对精神自身空间的多层面拓展。哲学式的精神“分裂”表征着“自由”的开启和宣泄，是诸种可能性甚或不可能性登场的开始。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自由的；如果要持守住艺术的这种自由，精神就必须“分叉”，就必然会“分裂”，就必须在这一精神“分裂”过程中抽象，经过“自由”筛选出能够表达当下现实的思想“精华”。
正是在这种理解的维度上，我们说王小松的真实用意在于将埋葬在形而上学硬壳之下的“精神”发掘出来，让精神归位，让自由流散。在他的《空层》系列作品中，“解构”不是“破坏”，而是某种“生成”。“解构”的要义在于：这一“生成”更侧重于“生”，而不是倾向于“成”。只要有思想的不断持续的“生成”，也就必然有哲学、美学意义上精神的“分裂”。这样，借助于那些“洞孔”中的“光点”和“气孔”，就会走进所隐指的透明性的精神世界。其实，无论哲学还是艺术，其旨归都在领悟不可言说的东西，就此而言，两者是没有精神距离的。最完美的神秘时刻当是与上帝结合在一起，那是真正无可言喻的静谧时刻，人们能够摆脱“先进的”世俗荣耀的诱惑，也就摆脱了一切“霸道”，回归天赋的自由。
文化民族主义的释义是乏味的，它往往直截了当地把一些带有汉字意象的艺术作品当成“中国经验”来解读，其局限性必须予以澄明。“文革”以来渗透了“政治”的中国当代的经验，虽然不乏严肃、锋利的气息，但更多的时候，却在删节、简化艺术家的感受与智慧。以至多半所谓“中国当代艺术”，由于其幼稚的社会情绪、偏执的疯狂、单薄的思想，无法真正被当作“艺术”来对待，倒是作为一种可怜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副产品更恰当。在“冷战”几乎已经像中世纪的故事一样遥远的世界上，这类“历史的转折点”、这种没完没了的“生死关头”，既虚假又空洞。而只要跨出国界一步，就立刻看清了，那完全像“博物馆里的恐龙大战”，经验和形式都无非一场无聊、无奈的游戏。它的无意义在于，它根本不能给人类的思想增添任何新意；而煞有介事的严肃加倍突出了那种荒诞！中国艺术家的痛苦，在于明知游戏的无聊，还不得不玩，只因为它对“中国”仍然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是过剩的冷漠和过剩的快感相互粘合、纠缠的结果，因此需要一种精神的分裂，也需要语言的解构。王小松新近完成的录像短片《零点》是一个实验范例。影像叙事元素是一幅天安门广场的黑白照片，以此展开多层次的演绎，在《空层》中的众多象形文字般的人影活动起来，神采飞扬地走进了屏幕，陆续集合成声势浩大人群，这里没有故事，他们瞬间生成、瞬间幻灭。风云流散、了无痕迹，全片在三分钟之后变成一片空阔的红色。时间的绝对值分裂了，当黑白空间空无一物地充满血色，人的存在比幽灵更虚无更荒谬，革命叙事的释义再度蹈空。作者以往的抽象才能在影像语言中同样出神入化，他似乎压缩并解构了黑格尔“世界之夜”中那著名的一节：
人类是这个夜晚，是这个空虚的无，他在其简单性中包含了每件事情—许多表象和肖像的一个永恒的财富，但没有一样属于他—或许这是不存在的。这个以幻象的表象存在于此—纯粹自我—的夜晚、自然内部环绕它的夜晚，在这个夜晚，这里击中一颗血腥的头颅—那儿另一个可怕幻影突然在它面前出现，然后就这样消失了。
今天中国社会的纸醉金迷，无非是近一百年历史的一枚畸形倒挂的恶果。正是这个古老、沉重、曾经辉煌而现在正艰难转型的文化——一个堪称史诗性的、几乎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深刻过程。它的独特和精彩，在于没有任何路标（任何现成的理论），完全得凭自己一步步摸索出道路。作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血管里必须充溢涌流这个浓度的血液！没有贫乏的现实，只有贫乏的艺术家，而要拒绝贫乏，只有追求真的深度。用不着去窥探“中国的”当代人心，艺术家自己就有一颗当代人心。对自己的追问，应当能够通向人性彻底、共同的困境。此即透明性所在。
“当代性”要成为艺术价值判断的标准，其前提是形式之新，其目标是真实性之深。艺术的“当代性”必须层层“趟进”地下。向下，走到柏油下、石板下、黄土下。让那儿的泥沙、暗河、岩浆，构成我们呼吸的纵深。它们的沉重赋予当代性份量，更赋予当代性能量。由此可以理解，王小松的“空层”绘画所隐喻的世界，在“乱码”遮蔽的词语之下是一个透明性的世界，透明性是当前艺术中最高级、最有解放意义的价值。透明性意味着体验物自体的光辉，体验“太初有言”的天地，因此为我们留出稀疏的孔洞，让空间递进，使生存感觉在密集的日常词语窒息之下透出光和气。 王小松的《空层》摈弃释义，而通过分裂的空间结构去“呈现”。作者放弃了从甲到乙、由上而下的“逻辑”，却让自己置身于多层次的“风景”中，去呼吸、聆听、感受那个活生生的透明感。直到你闭上嘴，不再企图告诉绘画该怎样，而绘画开始对你说话。直到以分裂的方式解构了“中国经验”，同时又以解构式的哲学思维分裂艺术统一性的“霸道”。
为何《空层》这样抽象性的非释义，反语义的绘画会和解构主义哲学发生关系？或许在此需要一点必要的“释义”。哲学讲的是“大道”：在哲学看来，其他的“道”只是“小道”，即便是从哲学分裂出来的美学或艺术哲学，也一直隶属于哲学门内的“学科”。哲学乃是决定其他“小道”的方向与命运的终极至尊之“道”哲学总是力图将其他各类之道归结于自己的门下，受制于自己——哲学在这一点上看有其独特的“霸气”，更表现为专有的“霸道”。如果说哲学之“道”的精神展开过程就是哲学的内在历史命运的话，那么由哲学之“道”展开的路径，对哲学之“道”的理解、反叛和重新梳理，进而把握哲学之“道”的精神运行轨道，就成为理解不同境遇下的哲学规定的一个重要维度或视域。油画的问题也是如此，一个语焉不详的“油画味”几乎主宰了中国油画一百年，正像“笔墨”成为中国画的幽灵性本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松的《空层》所展开的解构式创作显得有趣，以“分裂”为纹理，其把握问题的视野由于被置放油画之“霸道”的背景下，其运思的角度、展现的视觉效果、表达的语言方式及其特有的结构，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昭示，有了对和油画艺术演进之道的不同取向的路标界别，有了对先锋艺术精神的内在张力的深层解读。
从哲学的“霸道”与精神的“分裂”向度来看，德里达的想法是一个解构“霸道”、鼓励“分裂”的精神代表。德里达的精神“分裂”预示着哲学在精神的层级或结构中的一种“分离”，是对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精神世界的“规则”与“定律”的“敌对”。在这里，精神的“分裂”有着重要的、具有转折点意义的蕴味:这一蕴味并不是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所独具的思想品格，而是映衬着时代的某种精神的症状，表征着这一时代的精神“分裂”与以往哲学精神世界的“齐整”有着本质方面的相互关联，显现着这一“分裂”乃是对原有精神世界的“固有”与“自足”的摧毁。这是因为从柏拉图开始，哲学的精神世界就由单纯的“静观”转变为戒律式的“管制”，眼前的现象流变与这一精神世界的“自足”有了鸿沟式的分野。哲学自创其“道”，自守其“道”，自霸其“道”；哲学的这一精神之“道”乃是绝对的、预成的、既定的、独断的。哲学从产生之初就蕴含着某种狂妄的“自信”，某种神圣的“霸道”。在哲学的统辖下，万事万物都受一个根本原则“道”(理)的规制，这种终极的东西类似于“不变的自然法则”。这样哲学的“道”就成了唯一之“道”、终极之“道”、目的之“道”，精神世界的“齐整”与“强制”就成了哲学的精神型状。在哲学的“道(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先在地规定了，所有的结构都被预先地设计了，所有的历史都被逻辑地构成了。哲学的精神世界成了齐一化、规整化、理念化实现的载体。于是哲学的明理分辨之“道”成了思想领域的精神的“霸道”。有了这样的哲学之“道”，精神之路就完全被封闭了。有了哲学的“霸道”，就有了至少在外观上看是“齐整”的精神，而从精神“分裂”的可能性角度考量的话，精神的“霸道”与精神的“分裂”恰好互为对照。精神的“齐整”意味着“封闭”、“板结”和“固化”，而精神的“分裂”则表明着“流淌”、“松动”和“自由”。如果说原初的哲学按其惯性体现为精神的“霸道”的话，当代的哲学以及美学则日益显出其“分裂”的表象。在这一表象的背后却容纳了精神的“宽松”与“自由”，也意味着时代精神的迁移。事实上，精神“分裂”的直接指向是对旧有的哲学霸道的“摆脱”与“抵御”，这一运思取向是将与人相背离的对象化、齐整性的精神世界重新返归于人的精神自身的过程。精神的“分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精神的“还俗”上帝的精神既然是“精华”，是“神圣”的，就没有“分裂”的可能。一旦上帝的精神已经脱离其自身，返归现实的人的世界，精神就入乡随俗了，精神的“还俗”就在本质上映现人的自由。而与之相对立的是，旧有的哲学精神世界乃是不自由的，是对精神的“专制”和“压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哲学和艺术哲学各种“霸道”的反思，对精神世界齐一化的忧虑，对精神自由的呼吁，构成了一道精神的奇特景观。只有在这样的精神境遇中，方能深切领悟精神的走向，也方能理解海德格尔所言的“无家之惑”的内涵，方能理解丹托反复论证的“艺术终结”的茫然。从德里达的视向看去，上述思想者的思想都可以视为是精神“分裂”综合症的某种显示。在精神的“分裂”的演进中，哲学和艺术哲学的“霸道”开始被“解构”，在“消解”。
德里达思想所呈现的精神“分裂”症状，从现象上看是消除哲学曾建构的“中心”，而从实质上看则是要夺回精神在初始时曾经拥有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又被剥夺的精神“自由”。哲学、艺术哲学的“本体”是精神的“完满”、“充实”与“确证”，这些精神的特征保持了艺术的“自洽”，保护了艺术的“根基”，保证了艺术的精神“纯粹”与“真实”。据此艺术的精神开始变得“至高无上”，变成了超越的绝对，艺术的精神成了“神”的精神。这一精神是最一般的可能性，也是最普遍的现实性。正因为如此，“神”的精神就成为艺术之“道”，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如此，精神就包含了全部能够转变为现实性的所有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哲学以及艺术哲学（或美学）精神就是“霸占”既要“霸占”过去，又要“霸占”未来。这样，最具有“自由”的哲学和艺术精神在原初的根基之始就已经没有了“自由”。其实，哲学、艺术哲学的“霸道”的精神世界本质上是对象化为上帝的人的精神世界。要将人的精神世界重新返归到人本身，就必然会产生精神世界的“分裂”。精神世界的“分裂”或许是人性表达的真实方式，这是因为人所具有的精神与自然的双重性规定，在世俗空间中必然表现为精神的内在“分裂”；这一“分裂”既是对哲学“霸道”的多元反叛，又是对精神自身空间的多层面拓展。哲学式的精神“分裂”表征着“自由”的开启和宣泄，是诸种可能性甚或不可能性登场的开始。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自由的；如果要持守住艺术的这种自由，精神就必须“分叉”，就必然会“分裂”，就必须在这一精神“分裂”过程中抽象，经过“自由”筛选出能够表达当下现实的思想“精华”。
正是在这种理解的维度上，我们说王小松的真实用意在于将埋葬在形而上学硬壳之下的“精神”发掘出来，让精神归位，让自由流散。在他的《空层》系列作品中，“解构”不是“破坏”，而是某种“生成”。“解构”的要义在于：这一“生成”更侧重于“生”，而不是倾向于“成”。只要有思想的不断持续的“生成”，也就必然有哲学、美学意义上精神的“分裂”。这样，借助于那些“洞孔”中的“光点”和“气孔”，就会走进所隐指的透明性的精神世界。其实，无论哲学还是艺术，其旨归都在领悟不可言说的东西，就此而言，两者是没有精神距离的。最完美的神秘时刻当是与上帝结合在一起，那是真正无可言喻的静谧时刻，人们能够摆脱“先进的”世俗荣耀的诱惑，也就摆脱了一切“霸道”，回归天赋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