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诚地生活在假象中——王小松作品中的“赋比兴”
高名潞
高名潞
王小松的绘画不是抽象和具象的问题。王小松的艺术哲学也并不致力于完善抽象或者具象形式的问题。相反，近三十年来，王小松不断探索和寻找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通过融合东西方的视觉经验，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既平易而又悖论的叙事方式，以此去还原社会和人性的本质。
王小松就像很多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他们不能忘记那个迷狂的年代，因为那是他们最纯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但留给他们的摧残人性的冷酷与愚昧无知的疯狂交织在一起的记忆。他们也无法忘掉那个充满理想的八十年代，那正是他们摆脱困惑并思考建树未来的年代。他们更无法脱离刚刚过去的二十年，经济发展但道德沦丧的时代（王小松把它称之为“后毛时代”）。王小松始终对社会人生充满了情怀，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对文化建树也深具责任感。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艺术创造与社会参与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这样无奈和这样悲哀。中国的社会具备并综合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两大社会形态——集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本质特点。它是一个特色性、唯一性和复杂性并存的社会结构。没有任何现存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全盘照搬和借鉴。
文化同样如此。王小松生活的时代正经历着文化的转型和变迁。中国人几千年来重“文”。这个文不单是知识或者文字，而是广义的文化。它集中体现在中国的汉字文化上。汉字不是西方语言学（semiotics）的字，而是一种综合文化形态。语词与图像，直观与逻辑、感觉和概念、道德和美学在汉字里的关系不是分离而是互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述这些传统文化特点其实仍然流淌在中国当代艺术家，包括王小松的艺术语言中。
而中国当代文化也经历了世界上其它文化所少有的杂交过程。王小松经历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积极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九十年代以后留学德国，近年又回国任教和创作。他的经历和他的知识储备决定了他的艺术哲学和艺术方法的杂交性。所以，我们既无法完全用西方的抽象艺术理念，也无法用中国传统风格去界定它的绘画。王小松融合了两者。
这种融合不是来自纯形式的实验冲动，相反，很大程度来自王小松的社会批判冲动。他试图在作品中还原社会腐败和权力欲望的本质。但是，王小松并没有运用概念和直观的形式，王小松苦心经营着他自己的方式，我认为他的方式很类似古代诗歌中那种美刺讽喻性的“赋、比、兴”方式。“赋、比、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三种表现方法。“赋”就是铺陈排比。“比”即比喻。“兴”是寄情联想。但是在古代诗歌中，后来的“赋比兴”一般是正面描述的方法，在王小松那里，“赋比兴”变成既严肃又荒诞的手法。他的作品好像在讲述着一个“我们真诚地生活在假象中”的故事。
但是，王小松的作品中其实没有具体的故事，相反大量运用重复刻划的方法，这非常类似诗歌中的没有主次的铺排陈述，这是手绘的“赋”。王小松的每一件作品都有主题，但是它们没有故事和情节。通过耗费时日地重复刻画一个近似符号的形象，比如蚂蚁和人形，王小松展开他对这个主题的深刻发掘。重复排列的那些人和蚂蚁本身无意义，但是漫长的重复过程形成了意义。我曾经在《极多主义》中讨论了这种类似修行冥想的重复。比如四川画家李华生不断重复的线；来自天津的画家张羽不断在宣纸上按手印等等。这是“赋”的内省力量。王小松的重复显然有个人的日常经验参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手绘的每一笔的控制力度，只有王小松本人能够回味。但是，“赋”还有另一种感染力量。近看，那些满天盖地的“小人”、“蚂蚁”和“乱码”伴随偶然出现的黑洞，就像麻木拥挤、无孔不入的病毒，极其可怕。但是远看，这些规则排列的形色构成了愉悦舒展的抽象画面。王小松的作品是一个个的假象。
如果这些铺天盖地的“形象”之间不发生图像学关系，只发生无意义的排列关系的话，就会产生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容易走向装饰。另一方面，极多的体验和冥想容易走向退避和归隐。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王小松在铺排重复的背景上加入了某些核心符号，这就是比喻，比喻当下社会的现实。在早期，他把简约的儿童稚拙画作为核心符号。 后来是“毛”，再后来是用不规则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圈定的蚂蚁或者其它和主题有关的形象。这是一种比喻方法。“毛”被融化在今天物质主义笼罩之下的芸芸众生之中，这个后毛时代不过仍然在重复着文革毛时代的大众媚俗文化的灵魂。于是，这些核心的比喻形象就是“赋”的“眼睛”，或者是修行的棒喝。
核心符号和极多形象相配合组成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但是，王小松是有激情的艺术家，他不满足四平八稳看似完美的画面，它需要破坏。“兴”就是激情，是性情所致。他在作品的中间用刀子割出一个洞，一个类似女性生殖器的黑洞。孕育万物的神秘黑洞一方面表现了王小松对生命的不完整性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对作品的平面世界的破坏。透过这个残缺之处，人们可以看到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画布下面那些历史和现实的照片。
王小松的艺术是社会批判，但它是非常美学化和文化方式的批判。从这个角度讲，王小松的画风不乏古典意蕴。因为它既不直接诉诸观念，也不借助非绘画因素，比如行为的或者现成品的介入。同时，也很少用当代艺术家喜欢用的象征方式。“赋比兴”不是象征。象征具有对应或者替代的图像语言功能。但是，“赋比兴”是多方面交融的诗意方式。它是一种看似朴素直观，然而引发非单一联想的复杂性叙事。王小松的作品优雅而平和，但却在揭示着丑陋和黑暗。王小松用“不是之是”的方式为我们装上了一面面的镜子，照出我们的身份、生存和现实。
王小松就像很多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他们不能忘记那个迷狂的年代，因为那是他们最纯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但留给他们的摧残人性的冷酷与愚昧无知的疯狂交织在一起的记忆。他们也无法忘掉那个充满理想的八十年代，那正是他们摆脱困惑并思考建树未来的年代。他们更无法脱离刚刚过去的二十年，经济发展但道德沦丧的时代（王小松把它称之为“后毛时代”）。王小松始终对社会人生充满了情怀，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对文化建树也深具责任感。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艺术创造与社会参与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这样无奈和这样悲哀。中国的社会具备并综合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两大社会形态——集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本质特点。它是一个特色性、唯一性和复杂性并存的社会结构。没有任何现存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全盘照搬和借鉴。
文化同样如此。王小松生活的时代正经历着文化的转型和变迁。中国人几千年来重“文”。这个文不单是知识或者文字，而是广义的文化。它集中体现在中国的汉字文化上。汉字不是西方语言学（semiotics）的字，而是一种综合文化形态。语词与图像，直观与逻辑、感觉和概念、道德和美学在汉字里的关系不是分离而是互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述这些传统文化特点其实仍然流淌在中国当代艺术家，包括王小松的艺术语言中。
而中国当代文化也经历了世界上其它文化所少有的杂交过程。王小松经历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积极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九十年代以后留学德国，近年又回国任教和创作。他的经历和他的知识储备决定了他的艺术哲学和艺术方法的杂交性。所以，我们既无法完全用西方的抽象艺术理念，也无法用中国传统风格去界定它的绘画。王小松融合了两者。
这种融合不是来自纯形式的实验冲动，相反，很大程度来自王小松的社会批判冲动。他试图在作品中还原社会腐败和权力欲望的本质。但是，王小松并没有运用概念和直观的形式，王小松苦心经营着他自己的方式，我认为他的方式很类似古代诗歌中那种美刺讽喻性的“赋、比、兴”方式。“赋、比、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三种表现方法。“赋”就是铺陈排比。“比”即比喻。“兴”是寄情联想。但是在古代诗歌中，后来的“赋比兴”一般是正面描述的方法，在王小松那里，“赋比兴”变成既严肃又荒诞的手法。他的作品好像在讲述着一个“我们真诚地生活在假象中”的故事。
但是，王小松的作品中其实没有具体的故事，相反大量运用重复刻划的方法，这非常类似诗歌中的没有主次的铺排陈述，这是手绘的“赋”。王小松的每一件作品都有主题，但是它们没有故事和情节。通过耗费时日地重复刻画一个近似符号的形象，比如蚂蚁和人形，王小松展开他对这个主题的深刻发掘。重复排列的那些人和蚂蚁本身无意义，但是漫长的重复过程形成了意义。我曾经在《极多主义》中讨论了这种类似修行冥想的重复。比如四川画家李华生不断重复的线；来自天津的画家张羽不断在宣纸上按手印等等。这是“赋”的内省力量。王小松的重复显然有个人的日常经验参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手绘的每一笔的控制力度，只有王小松本人能够回味。但是，“赋”还有另一种感染力量。近看，那些满天盖地的“小人”、“蚂蚁”和“乱码”伴随偶然出现的黑洞，就像麻木拥挤、无孔不入的病毒，极其可怕。但是远看，这些规则排列的形色构成了愉悦舒展的抽象画面。王小松的作品是一个个的假象。
如果这些铺天盖地的“形象”之间不发生图像学关系，只发生无意义的排列关系的话，就会产生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容易走向装饰。另一方面，极多的体验和冥想容易走向退避和归隐。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王小松在铺排重复的背景上加入了某些核心符号，这就是比喻，比喻当下社会的现实。在早期，他把简约的儿童稚拙画作为核心符号。 后来是“毛”，再后来是用不规则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圈定的蚂蚁或者其它和主题有关的形象。这是一种比喻方法。“毛”被融化在今天物质主义笼罩之下的芸芸众生之中，这个后毛时代不过仍然在重复着文革毛时代的大众媚俗文化的灵魂。于是，这些核心的比喻形象就是“赋”的“眼睛”，或者是修行的棒喝。
核心符号和极多形象相配合组成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但是，王小松是有激情的艺术家，他不满足四平八稳看似完美的画面，它需要破坏。“兴”就是激情，是性情所致。他在作品的中间用刀子割出一个洞，一个类似女性生殖器的黑洞。孕育万物的神秘黑洞一方面表现了王小松对生命的不完整性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对作品的平面世界的破坏。透过这个残缺之处，人们可以看到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画布下面那些历史和现实的照片。
王小松的艺术是社会批判，但它是非常美学化和文化方式的批判。从这个角度讲，王小松的画风不乏古典意蕴。因为它既不直接诉诸观念，也不借助非绘画因素，比如行为的或者现成品的介入。同时，也很少用当代艺术家喜欢用的象征方式。“赋比兴”不是象征。象征具有对应或者替代的图像语言功能。但是，“赋比兴”是多方面交融的诗意方式。它是一种看似朴素直观，然而引发非单一联想的复杂性叙事。王小松的作品优雅而平和，但却在揭示着丑陋和黑暗。王小松用“不是之是”的方式为我们装上了一面面的镜子，照出我们的身份、生存和现实。